美好的新劳动世界
“新劳动”一词源自德裔美国人、社会哲学家Frithjof Bergmann。他于20世纪80年代试图发展出一种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的模式。新的新劳动运动的先导思想者Markus Vaeth撰写的一篇关于这一理念及其结果的文章。
好些年前，我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一个德国人站在综艺舞台上讲笑话。他非常卖力，但是却没有人笑。最终大幕落下，逐渐显示出一句话：“Germans are not famous for their humour – but for their cars.” （德国人不是以其幽默，而是以其汽车而闻名。）像每个好的笑话一样，这个讽刺眨眼间就揭露了现实。同样有名的 -- 或者甚至是恶名远扬的 -- 是我们德国人的彻底性。所以德语就创造了一个美妙的概念，即“彻底清洗”（Grundreinigung）。
也许正是这种彻底性和缺乏幽默感的混合，再加上一种特有的工作气质，德国正在特别深入地研究、尝试和讨论一种现象：新劳动。其他国家据说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而在德国，人们有时候有这样的印象：活着是为了工作。因此我们德国人热衷于和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正是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首次与新教的劳动伦理融合在一起，正是在这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率先测量了资本主义的深度和极限。
即使是新劳动运动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 虽然他小时候就已经移居奥地利。弗里斯约夫·伯格曼 (Frithjof Bergmann）是一位社会哲学家，在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长大，1949年移居美国。在那里，他不断变换工作维持生计，然后学习哲学，最终从1958年起在密歇根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1999年退休，但直到2021年去世前一直积极参与并支持新劳动运动。他经常旅行，在全球建立新劳动中心，并一直在劳工政策和哲学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一种社会乌托邦的思想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新劳动可以说是欧洲哲学之子。不是经理人创造了它，不是心理学家，不是管理顾问，而是一位想要创造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哲学家：一个更好的劳动社会，人们在那里不为工作而存在，而是工作为了人。在那个社会，人若找一份工作的话，就能得到这份他“真正真正想要”的工作。此外，这个颠覆了劳动哲学的说法，也是当今产生诸多有关新劳动概念误解的原因。
只有深入了解Bergmann这个人，才能理解新劳动的理念。他的家庭当时遭到纳粹迫害；在成功逃离奥地利以前，他母亲甚至假装自杀。这一切让年轻的Bergmann萌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抗他人意志和法西斯主义的希望。
他专心研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自由哲学，也以此主题撰写博士论文，并且把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移植到劳动世界。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应该都能自主而有意义地劳动，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参与社会活动社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对Bergmann来说也极为重要。在这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有远见的人，他把现代劳动社会看作“周一来、周五走”的轻微疾病。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质疑那些把新劳动嫁接至当今劳动体系的尝试。
Bergmann是一位激进但又充满爱心的思想家，是被拉入这个世界的善人和社会关系探索者。与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生活和工作在他那里是合而不分的。在某些追随者看来，新劳动仍等同于Bergmann；目前，这一群体可分为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纯粹的组织发展者，他们现在用相当随意的理念来填塞和兜售新劳动，因为新劳动进入了主流视野。
那么德国呢？这个作家和思想家的国度、这个喜爱彻底分析和诞生新教劳动伦理的国家如今是如何看待新劳动的呢？预言曾是那么的不乐观：就在几年前
Frithjof Bergmann还说，他不知道在德国有哪一家企业正在实施他意义上的新劳动。同时，尽管德国接受他的思想有一点迟到，他自然感到高兴。
实践家的看法比较温和：如今有许多认真实施新劳动的尝试，从小型手工业企业、中型企业到一些跨国集团。要想这些尝试取得成功，企业、机构和新劳动人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新劳动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今天？它能为关于现代劳动世界的辩论做出什么贡献？
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
Frithjof Bergmann最初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已经让位于各种方法的大杂烩和局部论点的阐述。“这种”新劳动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现在的潮流和信仰正在分离。人们知道，哲学或者心理学在思想史中就产生了很多截然不同的流派。这种概念的多样性一方面丰富了学术辩论，但另一方面却使有兴趣的实践家难以用结构化的方式探讨新劳动的主题。2019年，随着“新劳动宪章”的发表，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得到了同样的思想命题。这个宪章旨在使社会乌托邦与经济、使人们真正真正想要工作的基本思想与企业组织的必要性相结合。有些人说，这是一份收获。其他人却说，这是一种对基本理念的背叛。
从Bergmann到《新劳动宪章》，新劳动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强调成功做人和找到一份有意义工作的自由。
一个人，就像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社会一样，必须运用自己的自由，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的桎梏，沿着更美好未来的理念勇往直前。这与启蒙运动教会我们的无异。
但是，这也许是今天新劳动最大的问题：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变得罕见，气候恐慌、新冠疲惫以及对日益复杂的充满冲突的世界的恐惧感占据上风。这一切不仅使社会自由受到质疑，而且也麻痹了人们走向自己的自由和自我责任的意愿 –- 作为完整的人，也作为劳动的人。人们更喜欢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晚上坐在沙发上追剧或者待在自己公司的小小责任箱内，安全成了一个受惊社会高于一切的主题。但是，谁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谁最终就会二者皆失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因此新劳动可能会重新获得它的社会乌托邦式的信息，尽管在另一个新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再把自由和责任的主题局限在劳动上。人们真正真正想要的劳动不可能在一个不自由的、恐慌的社会得到蓬勃发展。新劳动要求有一个“新社会”，它主张自由、自我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促进共同利益，革新教育并将自己视为一个乐观而创新的社会。
我们辩论的现状表明了我们离这样的状态还有多远。在疫情期间广泛流行起来的居家办公就突然被称为新劳动，水果篮和新的办公家具也是。这类简化的定义不仅与新劳动毫无关系，而且还诋毁了许多企业严肃的新劳动项目：有自己的新劳动团队，出色的跨企业协作，对劳动者的新的尊重，在等级、管理和合作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等。
新劳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Frithjof Bergmann的乌托邦思想。但是，它正在开始转变为新的东西。让我们给新劳动机会，来改善劳动的本质。新劳动不仅是革新劳动世界的机会，新劳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勇敢地展望未来，抓住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值得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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