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品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刺激是艺术的一部分。今年夏天，若走进威尼斯双年展的德国馆，看到法国为世界艺术展展出的作品，你便有这种感觉。与之对应，参观者在法国展馆看到的则是Susanne Gaensheimer挑选的艺术品，她是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MMK）馆长，2013年第二次担纲德国的双年展策展人。

展馆互换事宜曾多次被提及。但2013年时值见证德法友谊的《爱丽舍条约》签订50周年，这给了两国外交部充分的理由来实践这个想法。Gaensheimer和她的法国同行Christine Macel皆表示同意，前提条件是：她们所挑选的艺术家们也同意这么做。艺术家们因互换空间而受到触动：最终，如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所言，正是这种消解，这种跨越边界之举成为他们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闪烁着环礁湖粼粼波光的加尔蒂尼是威尼斯双年展最古老的展览场地，这里矗立着一些美丽的国家馆，其中有许多建于双年展创办早期 -- 1895年创办至今的威尼斯双年展是除卡塞尔文献展外最重要的国际艺术展。然而，过去的想法，即在这里为各国最重要的艺术家提供一个论坛，在艺术行为全球互联这个现实面前早已过时。按国家来划分艺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以一种游戏的、轻松的心态面对国家馆这个概念，这不仅符合艺术世界的现实，也符合大多数艺术家的要求，即创造一种跨越国家壁垒，乃至跨越不同文化而普遍适用的美学，并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与所有人相关的问题。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利用双年展进行自我展示，近几年来重又开始强调国家特色，或是以一种自我标榜的姿态闪亮登场以资炫耀。

今年有近90个国家馆分散在整个城区。“所有人都想参加”，Gaensheimer说，“对许多国家而言，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我，这很重要”。但她认为，不应狭隘地理解国家馆的概念。“必须把代表一个国家视为一种尺度开放的行为。”这样，看各个国家如何布展就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单单展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艺术家，现在这么做已经不够了。

Gaensheimer认为，即便在德国社会中，国际化也远未完成，人们必须如分析风险一样分析由此而产生的机遇。“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济面向全球，无论是德意志银行还是一家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 Gaensheimer希望展示德国的这一面。还有，展示德国是一个人们能找到未来的国家。“跨文化”，这位博物馆馆长说，“是未来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Gaensheimer呈现的展览展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展现德国的国际性、开放性和世界性胸怀。她挑选了4位不同国籍，但与德国有关的艺术家。

中国人艾未未在柏林有一个工作室，他在那里担任教授。他表示，德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国家。2007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对他的国际突破具有关键意义。生活在德国的法国人Romuald Karmakar拍摄纪录片和故事片，他的作品多次涉及德国主题。南非人Santu Mofokeng曾是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生，他的作品曾入选德国最重要的非洲摄影展 -- Artur Walther藏品展。印度摄影艺术家Dayanita Singh曾在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当代美术馆举办她的首次展览，她与哥廷根的施泰德尔出版社有密切合作。“他们4人都致力于突破认同观”，Gaensheimer解释说。而这正是展览本来的主题。她还想把它与2011年德国馆的主题联系起来，那年德国获得了艺术双年展最佳国家馆金狮奖。当时她介绍了已故的电影和戏剧导演Christoph Schlingensief，把他展示为在全球活动的艺术家。

令这位策展人感到高兴的还有：2013年可以摆脱背负着沉重历史的、难以表现的德国馆。对面的法国展馆要容易布置得多。“德国馆是一座非常特别的拙劣建筑。纳粹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现在它有一个很高的大厅并带有两个侧室。”艺术家必须考虑这个建筑体积，或者忽略它。“法国馆要和谐得多。”德国馆必须进行现代化翻新，单是缺乏基础设施这个理由就已足够。有些人主张拆除，但Gaensheimer认为这没必要。改建、拆除或是直接忽略 -- 曾接触过德国馆的艺术经理人们不断提出类似的建议。许多在那里表现自己国家的艺术家把这座建筑本身作为主题，这座被纳粹改建，被赋予代表性的统治色彩的建筑。他们撬开石板地面，或是以包豪斯式的室内设计表现设计上的民主传统。至于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生活在柏林，为法国工作的Anri Sala如何布置德国馆，这纯粹是他和法国策展人的事。德国人完全不参与其中，就像法国人也不参与布置他们那建于1912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双年展建筑。

展馆上仍有“德国”和“法国”的字样。但参观者的迷惑可能有一种愈合作用，因为它表明：这两位欧洲近邻虽然有不同观点，但能相互交流。展馆互换标志着欧洲的凝聚：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艺术因这种象征而生，政治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