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重大的转折

20世纪是一个过度暴力的世纪；代表性的年份是1914年和1939年，也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但是，这个世纪也有显著的无暴力的重大的转折，其代表是1989年的“和平革命”，它与人们对推翻一种政治体制怀有的所有期待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暴力地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崩溃绝不只是德国的事件，也是欧洲的事件；在所有这三个事例中，德国自然地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此，这三个年份主要是德国的纪念年份，这种说法是完全适当的。这也恰恰适用于1989年，当时华约崩塌的推动力虽然最初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但是，民主德国作为“前线国家”的“变革”使得这个联盟坍塌了。

1914 大战

1914年，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不是因为德国政界 – 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有时声称的 – 一定想打这场战争，而是因为他们通过的一些决议和决定，促成了这场战争，并使之变成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在一场地区冲突越界成为大战的过程中，德国人由于其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的地缘政治位置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他们是通过其政策可以将欧洲各种不同的冲突 – 当前的或潜在的 – 汇拢或相互分离的力量。相比政治决定，1914年夏德意志帝国更多的军事规划使得原本一场局限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人们并不必像《凡尔赛和约》第231条所写的那样，称德国对这场战争负有罪责，但是，德国人对这场战争在空间上的越界的确负有很大的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由三场冲突组成，这些冲突重叠、交织在这场战争中，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战争冲破所有空间上的限制，而且无法通过政治谈判来终结。由于持续时间长，它深深吞噬了欧洲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结构，并最终由内而外破坏了它。这导致欧洲对此共同的回忆几乎不可能，而是简单形成了三个回忆的群体：把战争作为胜利加以庆祝的群体；怀着对数百万死难者的忧伤和哀悼而在各个方面纪念这场战争的群体；以及最终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对他们而言，战争是迈向“民族国家再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因而从回忆方面看，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战争的结束。这一对“20世纪原始灾害”的不同回忆属于欧洲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政治上的大笔一挥而转变成一种欧洲共同的纪念。

从分析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 首先 – 有关的是西欧和中欧的政治霸权。这一冲突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展开。在1871年帝国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获得了准霸权的地位，这一地位通过19世纪末以来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又得到进一步增强。相反，法国在扩大其殖民帝国和回忆其曾经在欧洲的主宰地位之间摇摆。但是，在1914年夏，这一冲突更多是潜在的。从这一冲突角度看，事实上不应该导致战争。

另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冲突有关未来的世界秩序问题，这一问题自从不列颠帝国相对衰弱后就是政治议程上的内容。英国曾在18世纪获得了世界警察的地位，这一地位建立在其主宰世界军队的强权和作为欧洲均势天平上秤硾的地位。英国人在两场针对法国的战争中捍卫了这一地位，并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加以了巩固。但是，如今，他们遇到了美国、日本、尤其是德国等新的竞争对手，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不能长期维持这个地位。由于德国人在战舰方面最迅猛地加强军备，因此，虽然就其潜力而言，美国才是英国的真正的挑战者，但德国人成为了它主要的竞争对手。在1914年前，并不清楚的是，在围绕未来世界秩序的冲突中，联盟与战线将会是怎样的走向，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在欧洲拥有决定权的五大国至少有两国不再在世界层面具有影响力。奥匈帝国是这中间的首个候选国，但谁是第二个？德国，法国，或可能是俄国？这一冲突在1914年夏也更多的是潜在的，而非现实性的。

相反，政治上急迫的是第三个在这场战争中提出的问题，而且能够想到的二选一的解决方案并未与相互斗争的联盟相吻合：这里涉及的是中东欧以及近东的多民族的、多语言的和多宗教的各个大国的政治未来。哈布斯堡王国、俄沙皇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受到了这一从西方向东方推进的民族理念的挑战，由此，这场战争有关它们的存续问题，而绝非只是某些边境的推移或重新划分。恰恰是这三场冲突的散布，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而言成为了20世纪的原始灾害。

1939 中间地带的消失

人们可以把20世纪欧洲史描述为对这三个冲突领域的、长时间的应对，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试图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熟悉这些结果，并从中塑造一种新的、尽可能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个意义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以理解为修正《凡尔赛和约》中落实的结果的尝试。这一修正自然不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而是从1938年把奥地利“吞并入”德意志帝国以及其后苏台德地区的并入时就已经开始了。通过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签订的条约，苏联作为地缘政治上的获利方被纳入了这一修正政策中。对于作为主要策划者的德国而言，这场战争成为了一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灾难，而对苏联而言 – 虽然带来了无数的牺牲者 – 在政治上完全是成功的：它不仅成功地将国境线推进到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中规定的线上，而且得以将其势力范围甚至扩大到易伯河与波西米亚森林一带。欧洲由此分为东方和西方。一个作为政治力量中心的欧洲中间地带不复存在。

乍一眼看来，欧洲中间地带被从政治版图上取消是德意志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失败的结果；但仔细看来，这也是德国由于战争罪行和种族屠杀而被从道义上取消的结果。德意志帝国的两个后继国家，即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长时间里逃避了对这些罪行的讨论。至今，讨论1939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对德国人来说，仍然是一场痛苦的回忆。但是，对大屠杀的讨论却自1960年代以来直至今日热烈地展开。有时候，德国分裂为两个属于对立联盟体系的国家，这被有些人看作是对德国人所犯罪行的“公正的惩罚”。在1990年有关当时德国统一的德国内部讨论中，这一看法也再次发挥了影响。

1989 通向统一的无暴力之路

由此，1989年可以被视作一场战争结果的进一步修正，这次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修正，而且，在再次修正的道路上，苏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自我否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由于出动坦克对付其势力范围里的民众（1953年在民主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把它作为纳粹政权战胜者身份最初可主张的政治信誉丢失了。与在繁荣经济建设上显而易见的失灵相关联，苏联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自毁名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所建立的秩序的崩塌，由此为德国再次的政治统一开启了通路。德国的统一无暴力地、也就是说不是作为战争过程而是作为法律行为发生，是统一后的德国被其欧洲邻国在政治上加以接受的先决条件。对1989年历史的政治回忆是德国人在2014年最幸福的回忆。

如果说1914年代表着欧洲的原始灾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对于如今欧洲人的自我理解 – 这种理解历经数十年，是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以及德国罪行的回忆为特征的 – 具有何种意义？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仍然必须再次回到此前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个冲突场：同欧洲霸权的斗争，围绕新的世界秩序的争夺以及欧洲国家在其中的政治角色，还有中东欧和近东三大帝国的衰亡。这些冲突以不同的方式也在1939年和1989年发挥了影响。

我们从围绕西欧和中欧的霸权之争开始，这场争夺是在德国与法国之间决战到底的。它是围绕这个空间的政治秩序以及其中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的争斗。随着1871年1月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所发生的权力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一场战争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一个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盟打败了法国。1989年 – 也 – 是对1871年的修正，因此，这次德国的再次统一以和平方式且在欧洲邻国的赞同下实现。如果人们把这两个年份作为政治象征相互对照，那么，1989年代表的是德国的一种新的自我理解，在这种理解中，不是军事权力、而是经济权力构成了其在欧洲政治角色的基础。德国的统一过程在经济上进行得相对成功，这是德国绩效能力的一个明证，对德国在欧洲的新的自我理解及其角色认可做出了贡献。

此外，围绕西欧与中欧霸权的争夺，通过德法之间的和解以及柏林-巴黎轴心而终结。这个作为欧盟中心的政治轴心通过“魏玛三角”得以扩充，也就是扩展包括波兰是可以想象的，但一开始这还很遥遥无期。在此需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不是人们拥有且能就此休息的“成果”。它必须不断加以呵护和更新；在回忆这一过程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这种回忆若想胜任人们所赋予它承担的任务，就不能僵化为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必须建立在一种不断更新的反思之上，是在相应现状的背景下对已成为政治象征的1914年和1939这两个年份的反思。

而且，欧洲国家参与世界统治权的争夺，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冲突场，失去了其政治爆炸力。这里，1945年代表的是关键转折，当时欧洲的大部分遭到破坏，且政治世界被分割成两个集团。在1950年代的反殖民解放战争中，殖民地国家崩塌了，这是因为殖民地大国不够聪明，未及时放弃它们变得脆弱的占有物。欧洲又后撤到自身所在；欧洲大规模奉行世界政治的时代过去了。即便有欧洲国家参与世界政治，这些国家也是作为各自联盟中领导国家的附庸。这是欧洲的离心力变弱，以及认为欧洲未来只能作为统一的欧洲发挥作用的设想得以贯彻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这一认识自然不是持久的，而且，21世纪在欧洲大空间里渐渐显现的变化会导致离心力的重新变大，特别是因为美国的注意力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这使得欧洲人面临单独应对其问题的挑战。

欧洲的新任务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可以被视为其中真正的胜利者，而在欧洲，虽然有军事上的胜利者，但没有政治上的胜利者，更不用说经济上的胜利者。1918年和1945年之间的时光可以理解为是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人曾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逐渐转移到美国身上的时期。如今，美国在扮演这个角色 – 它从两极对抗结束以来必须单独扮演 – 的过程中已有些不堪重负，这让人们看到它有很强的分摊负担的倾向。这意味着，它期待着与它结盟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承担政治秩序任务的意愿 – 至少在其自身的空间里及其相邻的周边地区。由此，欧洲人分摊到的是只有他们共同才能应对的任务，但这些任务的处理又包含着旧有的对立（其象征就是1914年和1939年这两个年份）重新爆发的危险。

欧洲21世纪大的政治挑战之中，除了维护和巩固其已经达到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还包括使后帝国空间得到和平和稳定，这些空间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大国衰败后产生的。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及其后果，人们必须确证，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大冲突场一直还续存着，以及尝试使之解体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大稳定且持续时间只能很短的。这一论断适用于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山脉和黑海地区以及整个近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破产中形成的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在一系列分离战和内战中崩塌了。借助于部署军事与警察力量和经济刺激手段与财政援助的组合，欧盟成功地使得这个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和平，但是，还谈不上存在一个稳定的秩序。而且，如果人们思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各种冲突的博弈，就会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欧洲人必须继续朝这个空间的稳定中投资。这项任务持续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的。

欧盟作为模式

从沙皇帝国以及苏联的沉沦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崩塌中产生的后帝国空间因为位于欧盟空间的周边地区，因此只是部分落入欧洲人的管辖范围，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持续存在崩塌的风险，因此是对欧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一个持续性的威胁。欧洲人对于这些空间的责任恰恰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人作为主导力量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瓦解旧有秩序以及其后建立新秩序的过程。这不仅适用德国通过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来破坏沙皇帝国政治团结的战略，而且也适用于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完成的近东划分成一个英国势力空间和一个法国势力空间。从分析角度来看，在相关的空间里，有两种政治秩序原则相互碰撞：民族主权国家的秩序原则和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的秩序原则。这一冲突至今也未最终做出决定。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主权国家显得优越于大国，但是，一种以民族主权国家理念为导向的政治秩序被证明在这个空间里的可落实性和合法性非常有限。如果人们考察欧盟的政治结构，把它视为是民族主权国家模式与大国秩序的联系 – 它使得围绕边境划分的冲突被中和以及把人们的认同希望与跨地区的合作要求相结合，那么，它也是适用于近东的。欧洲通过两场世界大战的苦涩经历才形成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解决其他地区问题的方案。这也属于回忆和纪念1914年和1939年这两个年份的内容。

对20世纪欧洲史上三大重要事件的回忆与纪念 – 也 – 是对期间找到的解决方案与回答以及对续存的挑战的讨论。因此，这不是对过去事件的怀旧式纪念，而是对当前政治任务以及可能回答的反思。这一点在政治家的各次演讲中一再被强调，这不只是一句流行的空话：反思1914年、1939年和1989年 等作为20世纪欧洲史进程象征的年份，也一直是对已经实现的、期望中的和还需去做的事情的一种政治上的自我审视。■

HERFRIED MÜNKLER（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教授、博士

是德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史学家之一。从1992年以来，他主持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政治理论教席。他撰写的书籍中有多本如今被视为权威著作。Münkler于2013年底出版的、900多页全面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大战：1914年至1918年期间的世界》在德国是通俗专业书籍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