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大陆复合为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深深覆盖，在德国几乎不再被人提起，而如今，随着一战100周年纪念的开始，它又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活动和争论。不难看到，它们的关注点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今年引发大量讨论的热门书籍，执教英国的澳大利亚籍历史学家Christopher Clark（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所著《梦游者：欧洲何以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做了铺垫。

除了无法回避的1914年七月危机和同年8月1日的战争爆发以外，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到，一战不仅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同样发生在东部 -- 部分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而至今仍很少讨论的是，这一“原灾”给作为极端和暴力时期的整个20世纪带来了何种后果。在这方面，可以从一战中拉出长长的线索，贯穿整个世纪直至当前。没有这场战争，也许就不会有1917年俄国的所谓十月革命；没有这场战争及《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后果，希特勒也许就不会有追随者，也就无法带来纳粹和二战的恐怖。

观察一战，我们今天可以学到很多。我们看到在战前的欧洲，整个大陆上分布着为和平而努力的市民社会 -- 然而它们又都过于弱小，不足以在决定性时刻发挥政治影响，甚至都无法进入国内的公共讨论。政治失灵，军事决定。

1917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参战把民主问题提上了欧洲的议事日程。1920年成立了国际联盟 -- 国际法制度化，却还实在太弱。一战后，美国人离开了欧洲。这一错误，他们在二战后没有再犯 -- 跨大西洋关系在整个战后时期成为欧洲命运问题。二战后，于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一个进步 -- 但它的进一步组织，至今仍是一个挑战。

从一战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为何不可缔结和约。首先是东部单独媾和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2月由苏俄政府与所谓的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签署 -- 此后以此为范本的则是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被德国视为丧权辱国、由德国单独承担罪责的《凡尔赛和约》为希特勒获得德国民众大规模支持打下了基础。《特里亚农条约》至今仍是挥之不去的匈牙利噩梦，直到当前仍令匈牙利诸邻国感到不安。75年前，在《希特勒 -- 斯大林条约》签署后不久，二战复又爆发。这一条约对我们诸多东邻的影响之深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后，9月17日苏联军队自东直入波兰，与芬兰开战，1940年占领波罗的海诸国，驱逐了其大多数国民。

这一段至今仍在西方罕为人知的历史丝毫不能减轻二战期间德国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东欧犯下的罪行。但它也表明，在德国与欧洲，我们自己的回忆与纪念文化必须纳入我们在东部的伙伴和成员国的经验。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经历和噩梦，严肃对待之并纳入欧洲讨论，这对整个欧洲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当前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唤醒了那里的回忆，带来了与这段历史相联系的反应，对此我们全体都必须认真对待。

1945年，盟军把我们德国与整个欧洲从纳粹统治中解救出来。即使当时大多数德国人都视之为毁灭，今天在德国却已达成共识，即我们都有理由为此感谢当年的战争对手 -- 包括付出最大代价的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这一解放在欧洲东部并未像西部那样带来自由和民主，而是持续到1989年的共产主义专制。在2015年解放70周年庆之际，不忘记这一方面应更有意义。

在欧洲回忆文化中，1989年至今未受到足够重视，虽然它对于一大块欧陆的重要意义，不亚于1945年之于西欧。就这方面而言，欧洲的回忆政治仍分裂严重。这两种经验于我们德国人都渊源深厚，因此，把这些不同的传统相互联系起来，并同时上升到欧洲层面，恰恰正是我们所应面对的挑战。

2014年11月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回想以往各次纪念柏林墙倒塌的庆祝活动，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历史关系，则这方面的所有庆典都应当尊我们的邻国、1989年中欧革命的伙伴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上宾。柏林墙是在和平革命中的大众冲击下倒塌的，德国的和平革命却是中欧的一次规模更大的、和平的历史转折过程的一部分 --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这一中欧革命的胜利。从前的同盟国和欧洲所有其他邻国固然也同样应当欢迎 -- 但中欧诸国作为这一革命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当然的宾客！但很遗憾，这一点在过去并没有始终得到重视。自由的胜利打开了德国统一的大门，而统一问题则必须与二战的战胜国商讨。

在2015年10月3日德国统一25周年纪念日，过去的同盟国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将得到特别推崇。当时“二加四”谈判的成功铺平了德国国家统一之路。是战胜国认可了统一后德国的主权。但2015年我们德国人不能再遗忘的是，在二战的许多前线，波兰也在盟军一方战斗，在解放我们。在1945年战争结束不久召开的确立了德国政治与地理新秩序的波茨坦会议上，只有苏、美、英三国出席 -- 但西方同盟国也拉进了在Charles de Gaulle（夏尔·戴高乐）领导下参加了这场斗争的法国人。而东方的斯大林则拒绝了与法国相似的波兰。7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继续遗忘波兰为我们的解放所做出的贡献，而是应当倍加推崇，邀请它与前同盟国一起参加2015年的所有活动。

德国的回忆与纪念文化至今仍相当分裂，少有融合。有的人只思考纳粹甚至仅限于大屠杀，有的人则特别纪念大驱逐，却往往不去细究其原因与背景。共产主义专制过多地仅被视为东欧或东德的地方历史 -- 而不是德国和欧洲战后历史中波及每个人的部分。对冷战的认识罕有国际维度。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思考在德国越来越少，在公共纪念中，它们深刻的经验与后果常常被纳粹专制经历与大屠杀暴行遮蔽。今明两年集中了如此多的20世纪纪念日，如何更好地在其相互关系中看待不同历史事件，对我们是个挑战。就此，我认为与公共纪念机构合作的德国战争墓地安置会的任务是，力求比以往更多地把20世纪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带入公共与社会意识。

正是在当前的欧洲政治讨论的环境下，有一点必须澄清，那就是欧洲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去那个世纪上半叶历次战争的恐怖中吸取的教训。100年前，战争还被视为推进国家利益政策的正常手段。今天我们知道，和平并不取决于强者的权利，而取决于权利的强大，取决于利益的和平均衡，并由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进一步加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告诉我们哪条覆辙不可以重蹈。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这一学习不仅限于国内，而是进入欧洲讨论，当是一件好事。因此我高兴的是，欧洲议会发起了今年年初对一战及其后果的讨论，而德国联邦议院也计划在2014年7月3日进行一小时纪念，邀请Alfred Grosser（阿尔夫雷德·格罗塞尔）发表演讲。这样就可以开始一场我们迫切需要的讨论。一战结束时，大帝国纷纷崩解，新的民族国家（再度）出现。2018年前展开思考一战的欧洲大讨论将非常重要，它将防止我们重蹈独尊民族主义思想的覆辙。 ■

MARKUS MECKEL（马尔库斯·迈克）

是1989年和平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990年春民主德国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后，他作为外交部长，与Hans-Dietrich Genscher（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一起，作为两个德国的代表之一，与二战战胜国代表共同参加了“二加四”会议，铺平了德国统一之路。1990年到2009年，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是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如今Markus Meckel担任德国战争墓地安置会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