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律体系是中国的参照”

中国经济和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过程，1949年以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存在司法真空地带，共和国成立之初，所有法律都服从于党的路线与方针政策。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加剧了这一法律缺失的状况，法律界人士缺乏专业培训。因此，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彻底重建了法律秩序，当时的重点当然在于快速制定法律法规，许多法律法规快速出台，法庭在选择法官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余地。

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就需要法律安全，因为法律安全是投资、从而也是运转良好的经济的核心前提。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就需要法律安全，因为法律安全是投资、从而也是运转良好的经济的核心前提。法律安全不仅要求有一种可信的、清晰的法律秩序，也要求有真正的法律实施和有效法律保护的保障。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旧有许多法律有待完善，不少法庭的法律保护程序还难以预见。

2000年，中德双方签署了《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中德法治国家对话），为两国在司法领域相互关系的发展与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一对话也包括人权方面的对话。这一对话的协调机构在德国方面是联邦司法与消费者保护部（BMJV），中国方面则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在专业层面上，法治国家对话主要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中德法律合作项目承担。德中法律合作的目标是支持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自1986年起，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就已经受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委托，为中国政府提供法律体系改革方面的咨询。对于当前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对话（法治国家对话），中德双方都赋予其重要意义。这一对话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每年举行的部长级法律研讨会。GIZ（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也定期派出专家为该研讨会做出持久贡献。

在中国法学和立法中，法律比较的作用明显超过德国，而除了美国法律体系以外，德国的法律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重要的参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于一切属于德国的东西都十分推崇，从足球、汽车制造的工程技艺到哲学、古典音乐和现代设计，“德国制造”都享有良好声誉，德国法律同样如此。德国法律同样如此。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整个东亚，现代法律基本上都是对西方、尤其是德国法律的接受。

具体而言，我们持续与10到15个中国机构伙伴合作，咨询范围十分广泛，面向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在立法方面，我们尤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合作，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小组制定许多重要法律，另一个重要的伙伴是国务院法制办。行政领域的伙伴例如有商务部、在经济问题上大权在握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专利局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法律保护领域，我们与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国家法官学院密切合作。此外，我们还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机构开展共同项目。

我们为中国伙伴机构提供一系列内容各异的服务，如提供德国法律和司法判决的译文，撰写法律问题鉴定报告，供我们的伙伴机构在立法或执法过程中运用。我们邀请来自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德国专家举办研讨会，主题一般涉及对于我们的伙伴机构至关重要的法律问题。如果我们的伙伴机构希望到当地了解德国的法律体系，我们也组织专业考察旅行。由于个人关系对构建相互理解和信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组织法官和律师进行交流，已经有数百人参加了这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