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和广度上追求质量

Hansson教授先生，九年前您为何决定来德国从事科研工作？

以一个马普所主任的身份做科研，这样的条件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身为主任，在整个科研职业生涯中都得到信任，不需要每过两三年就提交新的申请。一旦通过了这种要求极为苛刻的遴选程序，就可以来到一个每个领域都有杰出研究人员的科学环境 -- 这实在是太妙了！

德国高校从这种精英荟萃中得到什么益处？

马普学会重视联网，而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学方面很高的合作意愿。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手段是国际马普研究院（International Max Planck Research Schools，简称IMPRS），目前已有60多所，分布在德国各地。在这些研究院里，马普研究所与大学共同培养后备科研人员，其中德国籍和外国籍约各占一半，并为他们提供优异的攻读博士条件。国际马普研究院一个位置的申请者往往上百。通过研究院，那些在国际上也许不大有名的高校可以提高知名度。仅我担任荣誉教授的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就参与了三所国际马普研究院。

马普研究所与全德国的大学开展合作，往往也不局限于在那些国际知名的大城市。这种多样性在您看来是否一种优势？

德国谨守的原则是，人们在全国各地都应当能获得良好的科学训练。但也正是因此，德国并不拥有像哈佛、耶鲁这样的超级大学。马普学会及其顶级研究所如果能参加上海交大的高校排名，大约能排到第五。我们的努力，使各地凸显其科研特色，例如罗斯托克的人口结构研究，或波恩的数学。还有一些大学教授成为马普研究院或某个马普所的外聘科研人员，通过他们进行的合作也开展得非常好。

除了马普学会，您还能举出打造德国科研特色的其他例子吗？

德国拥有一个区分非常明确的科研体系，其中高校外科研机构以其各自的特殊核心能力 --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 起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在高校领域，联邦政府的精英倡议计划提高了德国杰出大学的知名度。德国彰显自己的成果和卓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天赋、知识和刻苦受到重视，获得有针对性的资助。但这一点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资助就分配得非常、非常平均，这不利于尖端研究。

要使国际上的科研人员能更方便地转来德国，德国科研机构还有什么可以改善之处？

我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国际研究人员转来德国。也是在此背景下，我们致力于向科研人员夫妇提供更多的“双轨职业道路”（Dual Career），使双方都可以转到德国的各个研究所。在这方面，我们也与大学有很好的合作，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此外，德语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个障碍。但是，自2006年转来耶拿以来，我也感受着德国社会的变化，它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更为国际化了，英语也使用得更多了。

您的德语讲得非常好。您对在德国的生活适应得怎样？

非常好。我妻子和我们的两个孩子2007年就跟着来了耶拿。但语言对我们也曾经是个挑战。我转到耶拿的时候，对德语还是一窍不通。马普学会和马普化学生态所尽了一切努力让我们宾至如归。

约有三分之一的马普所主任并非德国籍，而博士后中外国人比例甚至高达86%。但您在2014年6月当选马普学会副主席之时，还提出要把进一步国际化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您要把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我们以马普所、马普中心和外国的伙伴机构闻名国际。但正是在欧洲，我们的知名度还需要提升。因此我们希望未来加强与欧洲其他领先的科研机构合作，从牛津大学，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直到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学院。同时，共同建设欧洲研究区也是我们的重要事务，为此还须挖掘东欧的潜力。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提供发展支持，推广我们高度重视精英、明确质量标准的模式。

展望未来，您认为哪些研究领域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具有核心意义？

可持续能源利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无疑将继续具有重要意义。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物学，可以看到的趋势则是，分子生物学的主导性日益减弱，而越来越转向对整个器官的全面视角。而在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面临的大挑战却是“大数据”：我们必须找到从海量数据中获得重要信息的方法。▪

采访：Johannes Gö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