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的教育，全球的相互理解

在传统上，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会被放在文化外交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但在过去20年间，在教育国际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增加了重要的新维度。跨越国界的已不仅是大学生与老师，还包括培养计划、教育单位、教育项目与高等教育政策措施。

高等教育深受国际合作的影响，比如大学合作研究项目，特别是德国伙伴模式下的大学双边合作办学。将高等教育视为外交工具，这虽然重要，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关注诸如科学、技术与知识传授等领域的话。在这个越来越注重知识、社会公正与创新的世界，以上这些领域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将不断增长。

外交本身也在飞速改变，其已经区别于单纯国家的做法 -- 传统上，外交更看重外交部及职业外交家的作用 -- 并在向前发展。当今外交的特点是多方参与 -- 特别是公共外交。一方面，在外交关系中成为可决策角色的政府机关的范畴已经扩大，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跨国企业与专家网络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大学生、教师、专业团体及基金会都是参与国际关系构建的角色之一。

在过去10年间，身处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分析师越来越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及知识型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当前，这些辩论正朝着将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工具的方向发展。软实力这一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Joseph Nye（约瑟夫·奈尔）在1990年首度提出，一般理解的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与说服力施加影响及实现国家利益 -- 这与硬实力的投入形成对比，即通过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制裁等强硬手段实现国家利益。
鉴于当前高等教育对品牌、排名与竞争力的关注，软实力这一概念对高等教育很具吸引力。很多人对待软实力就如一场现代的品牌宣传运动，借助这一运动，某一机构或组织利用文化与媒体来说服外国公众 -- 特别是大学生与学者。也有人视软实力为新殖民主义，或称之为软实力帝国主义。简言之，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工具的角色与使用通过很多不同方式得以阐释。不管其目的是获得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好处，亦或好名声 -- 软实力的动机在根本上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或者通过吸引力获得优势。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软实力，被引用最频繁的是富布莱特奖学金计划（Fulbright-Stipendienprogramm）、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的活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倡议及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Programm）。这里所讲到的是被认可及长期稳定的项目，它们受到好评并为全球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为何要视这些项目为软实力工具，如果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大学生、教师、文化、科学、知识与专家意见的交流？是的，在这个游戏中肯定有自身利益，但其本身所涉及的是所有参与者彼此间的利益与好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应首先被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竞争 -- 其特别注重的是交流与伙伴关系。此外，国际化的教育利用各国、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长处，以便为所有参与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使之获得好处。对此，它也考虑到了不同的伙伴可能会有不同看法。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紧密相连又相互依赖的世界，教育是人类、知识、专家意见、价值、创新、经济、技术与文化进行跨境交流的工具。但我们为何会借助像软实力这样的“权力范式”，对教育进行归类？人类正面临诸多问题，如：全球瘟疫、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与生活在极度贫困、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中的数十亿人口。自身利益、竞争或主宰这些价值观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基于这样的事实与“新的必然性”，即没有哪个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找到应对所有全球化挑战的解决办法。

在过去20年间，有过很多关于知识型社会这一想法的讨论。按照这一后工业时代的设想，知识是所有共同体社会与文化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对知识的聚焦也证明了教育在当今世界从小学、中学至高等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当今外交不断变化中的世界，高等教育扮演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并做出巨大贡献。科学合作与学术流动的悠久传统将会通过科研与政治网络的创新，通过国际教育的中转门、共同的项目、全球与双边合作办学的大学得到补充。通过知识的产生、传播与交流，它们共同为国家与地区间国际关系的加强做出了很多贡献 -- 简言之，推动了科学外交。

如果外交在内核上意味着国家间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科学外交就是教育与知识利用对国际关系与义务所做出的贡献。但如此的话，科学外交就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外交对国际关系做出了贡献，国际义务在另一方面增强了科学的价值及其对社会的贡献，一方服务于另一方。因此，彼此的好处与双向交流都是科学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占优势与实现自身利益的软实力价值。

多伦多大学Jane Knight（简·奈特）
教授、博士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