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能源转向走向成功

部长先生，为什么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寄希望于通往可再生能源的能源转向？

能源转向是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计划之一。选择能源转向有若干个很好的理由：首先，作为工业国，我们打算退出核能，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第二，我们打算减少国际上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依赖性。第三，能源转向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气候保护目标。第四，它可以带动新技术的研发，带来与之相连的增长性行业和新的劳动岗位。最后，德国希望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展示可持续的能源政策也可以获得经济成功，因为参与的国家越多，气候与资源保护就越行之有效。

能源转向在国外有时被演绎为一个富裕国度的“罗曼蒂克冒险”，德国是否随着能源转向将自身的供应安全置于风险之下？

没有。能源供应安全恰恰对于德国这样的工业国非常重要，从全世界比较来看也处于极高的水平。我们致力于未来也保持这一状况。我们在这里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发电、网络和可再生设备必须更好地相互衔接，供求关系必须更好地协调。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完成对现有系统的若干重要发展。

能源转向是新一届立法任期内的核心计划之一，在《执政联合协议》中也是浓墨重彩地加以规定。您领导的部委重新改建过，在能源转向中起到核心作用。您对这一重组有何承诺？还有：您在能源转向的实施中确立了哪些目标？

将能源的主管权限归并到一个部门下，即新设立的联邦经济与能源部，这是继续成功实施能源转向的重要前提条件。如今，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发电站）和能源法等领域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一手打造的能源政策”，大刀阔斧地应对挑战，例如对《可再生能源法》（EEG）进行根本性改革。在实施能源转向的过程中，供应安全、经济性、环境耐受性与气候保护的目标同等重要，这是我们所定位的“能源政策目标三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可再生能源法》被许多国家作为典范采用，尽管如此，已经过去了这么些年。现在您打算通过《可再生能源法2.0》来取代它，有哪些决定性的变化？

《可再生能源法》是成功的，它使可再生能源从冷门变成在德国电力供应中占比25%的支柱，很快还将成为电力供应的主导能源。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成功推广，目前必须修改《可再生能源法》，将其组织得更加适应市场。为此，联邦内阁1月22日通过了从根本上改革《可再生能源法》的要点，在修订中尤为重要的是使对费用继续上涨的遏制达到可以觉察的程度，更公正地分摊成本，有计划地控制可再生能源的扩建，推进可再生能源融入市场。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才不会危及德国社会现存的对于能源转向的高接受程度。

如今，许多能源密集型企业部分免征生态税，眼下正在讨论相关修改。企业竞争条件是否会因此恶化？

可以确定的是：能源密集型企业必须而且也仍将存在部分免除可再生能源税的可能性，这也正是鉴于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德国企业的能源成本相对较高。《可再生能源法》的所谓特别平衡规定对于保持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和工作岗位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计划将限制负担的范围缩小，仅限于那些基于竞争形势亟需如此的企业。因为部分免税的企业越多，其他消费者的支付也越多。

德国对于能源转向存在跨党派共识，消费者也极力支持。尽管如此，在寻找正确的途径方面还存在纷争。批评者指责您通过计划中的对于可再生能源促进的重新调整危及劳动岗位。您如何回答他们？

能源转向为德国打开了机会之门，我们成功地研发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技术，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技术领域，在这里产生了众多新的业务领域和工作岗位。可再生能源正走在成为决定性发电技术的道路上。

作为经济部长，您也希望在经济上实现能源转向的成功。这如何行得通？ 也许能源转向在国际竞争中也能带来优势？

我们必须成功实现能源转向，同时加强德国企业的供应安全和竞争力。正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能源转向不可能在零资费的情况下发生，经济性应当在能源转向的实施中成为核心标准。如果我们能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就极有可能使得我们的能源转向在全世界找到众多效仿者。

在风力强劲和日照充足的天气里，有时发电量太高，以至于白送，能源企业抱怨发电站不盈利。一种使各个方面包括环境、能源企业和消费者都获益的新的电力市场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迄今没有值得一提的电量盈余，每年只有很少时间里电价是很低的。尽管如此，我们在可再生能源比例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将其更好地与传统的发电、配电以及需求结合起来，因为只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振荡不能够通过其他替代品来平衡，我们就仍需要有弹性的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发电站来保障供应安全。事实上，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扩建，传统核电站的资本增值率使得德国和欧洲电力市场上目前的产能过剩以及排放量交易价格下降的局面出现恶化，这里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希望能与我们的欧洲邻国一起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

欧盟想要将能源供应定位于低碳，但不能规定28个成员国如何实现。当某些国家仍旧把重心放在核能上的时候，德国特立独行的能源转向有意义吗？

欧盟如今已经为能源政策制定了重要的框架条件，能源政策目标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欧盟层面的特征，这也体现在目前围绕着2030气候与能源框架及与之相关的温室气体减排、可再生能源扩建以及能效提高领域所展开的讨论。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欧洲需要遵从雄心勃勃的气候与能源战略。尽管如此，有关各国能源混合方案的决策原则上仍旧是在成员国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为了实施欧洲去碳化战略，我们在德国通过能源转向已走上了明确的道路。

欧洲其他国家也并非处处为能源转向所欢欣鼓舞。如何才能更好地将邻国纳入其中？

我在国外的会谈中常常被问及能源转向的主题，这是对的，当然我也会被问到与之相关的挑战。但是清楚的一点是，大家对于找到共同解决方案的兴趣非常大。对我来说，从欧洲视角思考能源转向并在所有措施中保留跨国和国际的视角非常重要。德国位于欧洲中部，通过能源内部大市场和跨国界的连接通道，德国在能源经济和能源政策许多方面都与邻国紧密联系，我们既不希望、也不能够特立独行地规划能源转向。因此，我们持续与邻国协商能源政策措施，在欧盟进行讨论，与毗邻的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能源政策计划。我希望继续加强合作。

联邦政府提出了一项能源研究计划，其重点何在？

我们认为，能源研究是能源政策重要的战略要素，因此始终将其面向能源转向，而能源转向是基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支柱之上。联邦政府的能源研究计划将在高水平上继续执行，在对能源转向至关重要的领域吸收那些跨越多个主题、面向系统的科研理念。能源研究促进的目标是加速创新技术的研发，将降低成本的潜力和供应安全性的提高迅速运用到能源转向之上。▪

采访人：Martin Orth, Janet Scha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