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的德国集体认同”的漫长道路

2013年，德国新增外来移民约43.7万人，这是20年来的最高值。目前，已经有1600万所谓有移民背景的人生活在德国，占德国总人口的20%，其中约900万人拥有德国国籍。

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实际上，德国以前也是移民国家，但是德国政界一直到21世纪初都拒绝承认这种实际情况。而事实上，单单是在1973年招募客籍劳工政策结束之前就已经有约1400万人来到德国工作。直到1999年，当时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联盟90/绿党才第一次在政府声明中使用移民国家的说法。

在成为移民国家的漫长道路上，德国经历了差别巨大的不同时期。招募客籍劳工、新的移民以及移民经济融入等是最初客籍工人时期的特征。这一阶段始于1955年德国与意大利签署的《招募协议》，德国之后又陆续与西班牙、希腊、土耳其、葡萄牙、突尼斯、摩洛哥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此类劳工招募协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接下来，在1973年、1979/80年的石油危机以及招募政策终止的影响下，所谓的“外国人政策”时期开始了。实施这一政策也是因为大家发现，很多“客籍工人”已经把生活中心转到了德国，再也不会返回故乡了。20世纪80年代，“融入政策”时期发端。这一政策的基础是联邦政府首任外国人事务专员Heinz Kühn（海因茨·屈恩）1979年提交的《Kühn-Memorandum》（《屈恩备忘录》），他在其中提出了外来移民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等方案。多元文化的设想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特点，即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能够和平共处，而且强调的是“共处”。

柏林墙倒塌之后，这条本应走向融合的道路 -- 虽然进展缓慢 -- 遭受了严重挫折。Hoyerswerda（霍耶斯韦达）、Solingen（索林根）和Rostock（罗斯托克）等地发生了带有种族主义背景的攻击外国人事件，1993年以后德国大幅度限制外来移民，这一切都显示德国正在忙于自身的重新统一，从而滋生了一种集体感，而且这种集体感部分是以排斥所构拟的“他者”作为代价的。对于外来移民而言，这一时期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强烈排外。外来移民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之后，与没有移民背景的政界和民间代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积极主动构建移民政策的可能性也逐渐增长。同时，所谓“德意志”究竟何指的问题也得以讨论，比如有关“主导性文化”的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德国也没有在情感上认为自己属于移民国家，虽然这一状态已经在政治上有了表述。

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德国给人留下的新印象是：这是一个开门迎客的国度，国民正在为扭转此前的形象而努力。在政治上，这种新的定位得到了第一届德国伊斯兰教联席会议（DIK）、总理府举办的首届“融入峰会”等举措的支持。正因为如此，2010年柏林州前财政部长Thilo Sarrazin（蒂洛·扎拉青）那本不分青红皂白、一贬到底的书《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德国自取灭亡》）能取得巨大成功才令人吃惊。这本书简直完全不合乎时代，提出把德国最大的宗教少数群体即伊斯兰教排除在德国的集体认同之外。如今回顾起来，这场讨论属于欧洲其他移民国家都在进行的民族认同和归属讨论之一。法国、英国以及荷兰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历了有关民族认同的争论。

2014年5月，在第一份客籍劳工招募协议签署近60年之后，德国联邦总统Joachim Gauck（约阿希姆·高克）就德国《基本法》通过65周年发表演说，其中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谁是德国人，在未来将更少能从名字或者外表判断出来。”Gauck这番话，使得德国寻找民族认同获得了一个主题。同质的核心社会已经不再是衡量标准。总统把当下的民族叙述即“新的德国集体认同”表述为“统一而不同一”，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指向了Theodor W. Adorno（特奥多尔·W. 阿多诺）的期盼，即“可以心无恐惧地不同”。此外，Gauck的演说还使得德国的立场接近加拿大，后者在发出“多样性的统一”口号之后，为全世界树立了标杆。

我们如今可以宣称：德国不仅已经成为一个移民国家 -- 根据经合组织2014年的报告，德国甚至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欢迎的移民国家 -- 而且还不止于此，它还是一个移民社会。无论是移出还是移入，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德国常态，尤其是大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异质化。例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6岁以下的儿童中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具有移民背景。我们不妨称这些孩子为“新德国人”。

Naika Foroutan（娜依卡·佛胡坦）博士（女）是柏林洪堡大学融入和移民实证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