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绿色

时尚设计师Wolfgang Joop（沃尔夫冈·乔普）在波茨坦有一个院子，他在那里种满了生菜、南瓜、西葫芦和西里西亚树梅这样的番茄老品种。柏林电影节总监Dieter Kosslick（迪特·考斯里克）在他小小的城市园地培养番茄和观赏用的草夹竹桃，这是一种非常漂亮而纤细的棋盘格花。Johann Lafer（约翰·拉费尔）说，如果他没有成为顶级大厨，他完全能当一个好园丁，他沉溺于第二大爱好，大型植物集锦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作家Wladimir Kaminer（弗拉迪米尔·卡米勒）、冰球运动员Sven Felski（施汶·费尔斯基）和奥运体操奖牌得主Erika Zuchold（埃里卡·楚肖尔德）而言，喜好的也不是抚琴弄弦，而是俯首耕作。事实上，半个德国眼下都迸发出对园艺的热爱，经历一场始料未及的园艺热。双手深深插入泥土，脊背弯曲，而内心的头颅高高昂起，为完全是独自培育开花的东西自豪不已。

尤其是在大都市，对于绿色的热爱开出了绚烂的花朵。柏林不仅是政治首都，也是城市园艺之都。在数十个称为“绿色天地”“彩色番茄”或者“施普雷田地”的项目中，城市人在架高的苗圃或者“屋顶农场”自己种植家里餐桌上的食物。精心培养球茎甘蓝，与鼻涕虫、象鼻虫、兔子和蚜虫做斗争，呵护柔弱的草本植物，操练堆肥、沤肥，制作印第安黑土，学习许多关于混合栽培、轮作、菌类培养、蜜蜂以及关于大自然无尽慷慨的新知识。“我在这里开始之前，很多东西根本不懂，就知道鼠尾草，现在我知道多得出奇的种类，也能区分出来。这一点我很自豪，”51岁的Katja说道。她是位于旧滕珀尔霍夫机场的“Allmende事务所”（Allmende =公共农场）园艺爱好者，这里估计有500名“园丁”，他们在250个架高的苗圃里沉浸于农作之乐。单单在柏林，估计园艺项目就有200多个，全国大概有近乎500个城市共用园地。

此外还有城市园艺的最初形式：史莱伯花园（Schrebergarten）。这是一种小型园地，以医生、教育工作者Daniel Gottlieb Moritz Schreber（丹尼尔·戈特利布·莫里茨·史莱伯）命名，他在19世纪中期曾提出革命性的要求，呼吁为儿童提供公共游乐场所。那时成立了一家协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在游乐场旁边搭起了一个个小苗圃，后来竖起了篱笆。首批“史莱伯花园”由此问世，这也是俄罗斯Datscha（乡间邸宅）在德国相应的形式。

因为这个花园协会规定严格，在《联邦花园法》里规定了篱笆的高度，乔木的大小，也规定了其他几乎所有标准，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这种纯德国的自助机构对于城里人而言是低级无聊的象征，濒临灭亡。而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的一项最新调查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代际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利用园地种植自己的蔬菜水果。对于自家田地的热情日渐增长，这其中，对食品工业日渐的不信任也起到一定作用，人们想用自家培养的食品取而代之，逃离半成品，加工过的、转型过的食品。但不全是蔬菜水果，花草和灌木点缀着自家的土地，和其他那些可使用的品种一样，它们也滋养着园丁们内心的高尚品质。

为这种品质著书立传的还有Jakob Augstein（雅各布·奥格斯坦）在那本妙不可言的《园丁的日子》（汉泽尔出版社）里。他是《明镜》的继承人，Martin Walser（马丁·瓦尔泽）之子，作为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周报《星期五》发行人，他本身也早已是出版界的大腕。他在书中也提到了从未完全驯服的大自然充满哲理、诗意和教育性的一面。“即便付出这么多劳作，您还是没法加速花园里的进程，这由不得您决定。植物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长大。”他尤其喜欢在自己的控制欲和外部情况、气候条件、植物和土壤品质之间建立平衡。”（《西塞罗》）

他所传递的讯息是，茂盛生长着的就不单是草木，或是有经济及装饰用途的植物，人类也在花园里成长。这正是因为大自然教人类学会谦卑。必须充满爱意，这也包括性感的成分。土壤中的耕作，香气，第一批自己收获的薄荷的味道。或者只是阳台花槽里种植的小玩意。园艺是最新的性感，园艺建筑师Gabriella Pape（加布里埃拉·帕普）是这么说的。她和伙伴一道在柏林买下昔日的皇家园艺学校，成立了“德国花园文化和园艺促进中心”（《时代》周报）。此外，园艺也日益成为社会政策的工具，例如在埃森纳赫北部。一段时间以来，当地人和难民在那里共同种植蔬菜、水果和鲜花。由此，与园艺乐趣共同成长的还有粘合力、友谊、扎根感和集体意识。这些不仅保证坚不可摧，而且即便蚜虫、鼻涕虫和兔子，还有《联邦花园法》都奈何它们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