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主任务”
他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给一个老故事赋予了新意：Burhan Qurbani导演态度鲜明
柏林电影节上放映了他的第三部故事片，这是Alfred Döblin（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929年的经典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当代翻拍版本。这部电影时长3小时，讲述一位陷入柏林贩毒圈的非洲裔移民弗朗西斯的故事，在2020年德国电影奖中以11项提名独占鳌头。凭着这部隐喻全球化牺牲者的电影，Burhan Qurbani彻底奠定了当前德国最有意思的青年导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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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öffnenBurhan Qurbani 1980年出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埃克伦茨。作为阿富汗难民的儿子，他一直积极致力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移民、认同、多样性、对故乡的权利。与他接触的人都会发现他是一位深思决断的艺术家，一位态度鲜明、说话轻言细语却又不容置疑的人，正如他的电影一样。
德国《基本法》是世界上最美、最富有诗意、最睿智的法律文本之一。
“我是个彻底的宪法爱国者”，当有人向他问起他电影里主角被践踏的尊严时，Qurbani这样回答。“德国《基本法》是世界上最美、最富有诗意、最睿智的法律文本之一。”创作电影在他看来不仅是一项教育任务，而且也是一项“民主任务：为了反法西斯抵抗。”
黑框眼镜、短发小帽、开放的眼神：Qurbani有自己独特的形象。他知道如何寻找认同。他的父母近40年前带着两口箱子来到德国，也同时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历史的痕迹。这些被稀释了的痕迹被我吸纳，而我又把它传递给这个文化。”
事实上，他的起步很艰难。2010年他的毕业影片《Shahada》在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放映，曾招致激烈批评。这个关于三个年轻穆斯林在德国的小故事和竞赛的光鲜亮丽不合拍。“很受伤”，这位导演回忆说。“但我也不后悔，这是一场刺激的冒险。”他的第二部电影《我们年轻，我们强壮》（Wir sind jung, wir sind stark）讲述1992年罗斯托克附近里希滕哈根发生的针对难民营的极右分子袭击事件，这部影片使他在2015年赢得了广泛的认可。这部作品也如同一声呐喊，呼吁在公民社会中承担责任。
Qurbani毫不担心影院作为社会交流之地的未来。“我躲进另一个人的皮囊中，关掉手机，享受一种巨大的特权。”对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非常合适：在三个小时里与一位平常根本不会看一眼的人共同生活，分担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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