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欧洲的新角色

自1990年夏秋之交、也就是“2+4”谈判结束和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以来，德国问题不再悬而未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国际法上有约束力的形式承认了其奥德和尼斯河畔的东部边境线。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东方和西方的军事联盟，也就是北约和华约的边界线不再从中部穿过欧洲。

1990年以及其后的较长时间，当人们对1989年秋以来的政治变化想要表示赞赏时，主要是通过回忆，这种回忆充满着感激和轻松之情：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而且，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个边境上的政权被消除了，这个政权曾一再让人们明白欧洲的和平仅具临时特征。现在，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可以在政治上重新建立秩序。

在所谓的“德国问题”解决和欧洲分裂克服后，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危机源消失了，它在若干年前还以军备竞赛的形式具有相当大的传染性。如今，进行的是大规模的裁军，而不是装备新的导弹：苏联军队从中欧撤离，美国人减少其在西欧的驻军，而且，联邦国防军不久之后兵力就已经减至此前的一半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未来的展望被吸收在对过去的回顾里，这就完全可理解了。统一后的德国未来将在欧洲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不是德国公众关心的话题。向前看的视野穷尽在过去如今终于烟消云散的认识之中。

人们也不去思考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未来角色，这是因为德国人在统一后不久就主要忙于自顾：东部新联邦州的经济融合比预想的要艰难很多，因为前民主德国的生产配备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崩溃的。从经济问题中又产生了社会扭曲，在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被视为必须给予照顾的欧洲问题国家，例如在国家负债问题上。当时无法设想，德国某一天在欧洲会成为财政政策和预算整治领域的“榜样”。而且，随着欧元的引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似乎放弃了它到那时为止对应于其他欧洲国民经济体的最重要的权力手段，即德国马克。

所有的一切似乎是在迈向欧洲统一的良好道路上，这是因为德国人作为欧盟内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所有的国家中投入到统一的欧洲中去的意愿最为强烈。问题是，在这期间欧洲发生了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入盟候选国被接纳入欧盟，“欧洲合众国”这一工程在政治上被日益推至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最初的“欧洲6国”（即法国、意大利、“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存在的、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共同体似乎还完全可能的事情，在完成南部、北部和东部的扩大轮次之后，成为了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兴奋中，没有人想要提及此事。最终，针对土耳其加入共同体而引发的认同讨论变成了一场虚假讨论。欧盟早就过大、过于异质化，以至于根本不能再述及共同的认同。但是，人们在奉劝别人接受陌生人的身份之时，为自己臆想一种自己根本不拥有的认同。

在关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中，人们所做的似乎是，坚持一种毫无疑问的欧洲认同，反对欧洲工程无界限地扩大。通过与土耳其划清界限，唤起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欧盟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之上。人们因此不去谈论欧盟区域的政治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上的异质性。直到2008年之后爆发的欧债危机结束了这一幻想：如今，贯穿欧洲的分界线与对立变得显而易见，而且，从此时开始，如何应对这一分界线和对立的问题凸显了出来。由此，也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德国在欧洲的角色问题。无论人们是否愿意：从资源和能力来看，德国是唯一能够将异质的、受到离心力威胁的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国家。由此也勾勒出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新角色：在欧洲，德国必须将欧盟团结在一起，而在世界上，它必须致力于欧洲的经济不会因为东亚的经济崛起而被边缘化。德国当然不可能单独做到，其他国家必须帮助它一起做。但是，德国必须是这些致力于这一任务的国家群体中的主要行为体。

但是，这难道不应是欧盟各机构的任务吗？即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或者在必要情况下也是欧元集团的任务？这些机构、尤其是议会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增强，难道这不恰恰就是为了要让它们承担这些任务，并削弱欧盟各国政府首脑和部长碰头的政府间轮次的影响力吗？至少是这样想的。但产生的结果却正好相反。共同货币欧元被设计为一项工程，其目的是让欧洲的共同空间对每个人而言均是可体验的。这无论如何已成功做到了，但是与此同时，欧元由于南欧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各种民族怨恨的复活，这是人们以前不再认为有可能的。这和以下这一点也有关系，人们在危机中的期待不再寄托在“遥远的”欧洲身上，而是“邻近的”各国政府身上。

在欧债危机达到高潮时，此前地位得到多次提升的欧洲议会几乎未发挥任何影响，相反，行动决定权掌握在各政府间轮次中。类似的内容也表现在英国是否应继续保留为欧盟成员国、还是应离开欧盟的问题上。这不是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决定的事情，而是 -- 只要取决于它们 -- 直接在柏林和伦敦之间谈判的事情。人们可以对此感到遗憾，因为这严重违背欧洲工程。但这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德国是欧盟内那个可以通过让步或坚持现有条约而将英国留在欧盟内的国家，或者在付出代价太高的情况下，不得不让英国退出欧盟。这里重演了希腊国债危机中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情况。又是危机再一次表明了机构的稳固性或无法承载性。在欧盟的各场危机中 -- 希腊的财政问题、英国的退出企图只是最显著的事件 -- 欧洲机构被证明是无法承载的。它们是为“正常运作”建造的，为欧洲的日常管理设计的，前提是不出现任何大的问题，以及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以达成共识的方式加以解答。只要情况不是如此，权力就发生推移，各国政府重又扮演主要角色。

与欧盟在最近各场危机中的稳定性当然也有关联的是，在真正的欧洲机构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还存在着欧洲的磋商和决策过程可以转换去的第二个层面。欧盟有着一种深度分级的制度安排，它拥有很高的危机处理能力；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至今有关欧洲分裂或欧元失败的所有预测都未取得成功。在这一深层的制度安排中，德国是起锚定作用的力量，这意味着：欧洲出现危机的次数越多，发生的时间越长，那么，德国的新角色就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当然，由于这种可见度，德国政府的决定也会遭到攻击。德国的角色成为了政治话语的对象。这是德国人的第二种新体验：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不只是可以通过话语进行讨论的，也是容易激发争论的。

这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几乎无法说德国谋求这一新角色，不仅是精英如此，广大民众更是如此。欧洲工程所拥有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减轻了政治领导任务。人们站到第二排，而让其他人承担责任。只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的表现才稍微坚定些，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在自己的绩效方面不用担心会遭到批评。事实上是一系列发展状况，拿走了德国这些舒适的角色，并把它带入一种可见度高而又易受批评的地位之中。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德国因两德统一所形成的经济分量，在最开始，它由于联邦新州中的经济调适过程而没有暴露出来，但其后，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越来越能强烈地令人感知。仅德国就为欧元区的经济实力贡献了四分之一多，与此相应，德国在为过度负债的南欧国家提供的支持计划上承担的财政风险也很高。由此，确定救助条件的决定性角色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德国身上。由于这对本国的国家财政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在欧债救助政策上各方还存在着矛盾，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向自己的民众沟通说明救助的意义与目的。它必须谈及德国在欧洲问题上的利益以及欧洲的组织架构，而这些表述受到了欧洲伙伴们的密切关注。自我躲藏以及站在第二排发挥影响的时代过去了。

欧债危机不仅揭示了德国的经济分量，而且也暴露了欧洲在社会经济上的异质性。随着欧盟的南扩与东扩，那些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与欧洲中心国家水平相距甚远的国家被接纳入欧盟。人们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国家应逐渐向中心国家的水平靠拢。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载体是对逐步靠拢的体验。但此时，欧债危机意外发生了，靠拢的前景被对差距日益拉大的感知给破坏了。此前通过对未来的期待而使得欧洲结构的冲突性得到压制，但这一切如今破碎了，由此需要德国坚定地在欧洲舞台采取政治行动。这导致了异议和反驳的产生，不久以后，就有一些人试图将德国的历史，这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于自身的政治目的。为克服这场战争的根由及其后果而启动的欧洲工程成为了其被政治工具化的表现舞台。

不仅是处在欧洲边缘的国家的社会结构落差要为欧洲的经济与财政问题负责，而且还有法国和意大利缺乏经济活力，对于这两大共同体创始国，人们原则上期待它们在构建一个能抑制欧盟的异质性的核心欧洲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出于政治上各不相同的原因，这两个国家未加入德国式的改革进程，而德国正是借此改革进程使自己为全球经济的挑战做好了准备。

结果是，“中心力量”的角色和地位单独落到了德国身上。暂时这一情况不会改变。但清楚的是，德国在应对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有赖于支持和协助。很有可能一些较小的净缴费国能被考虑，而且它们也有这样的意愿。

德国的新角色自然不只是欧洲内部力量推移的结果，它也是由于非欧盟行为体的影响产生的；俄罗斯与美国在此起了主要作用。它们在对自己重要、但同时又棘手的问题上绕过欧盟，寻求与其最重要的行为体的联系，以便加速谈判进程并预先确定谈判结果的架构。由此，德国的新角色由于外部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这种角色突出，是德国在一些方面处于实质原因无法拒绝的。但如果德国不想进一步强化对其优势地位的保留意见，那么德国必须非常小心且克制地对待这一突出地位。可能这里也适用上面就欧洲机构与政府间决策之间关系所表述的观点：在日常运作中，德国政治行为体可以（且应该）让欧洲的代表优先作为，而自己示范性地表现出克制；但是，在艰难格局和危机中，想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见，欧盟内正常运作的周期会更少，而危机会更频繁地发生。因此，暂时德国的新角色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它需要德国政治行为体拥有许多技巧，也需要德国民众拥有显著的欧洲共同体精神。

HERFRIED MÜNKLER（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教授、博士是德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史学家之一。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