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份档案都是一段人的命运

这原本“只是”一堆纸，坦白说，是硕大的、巨型的纸堆，在位于柏林的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机关档案馆。档案馆工作人员测量出堆放纸张的书架长度足足111公里，加上47公里转作胶片的书面材料，每米约含1万张纸。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这就是将近40年民主德国秘密警察活动残留下来的清晰可辨的东西。一大堆写过字、打印的纸。人们也许会想，这是留给历史学者研究的最好材料。

人们原本也可以让它们就此消失，这些痛苦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的遗留物，因为恰恰是在这些记录了国家安全部活动的档案中，存在大量侵犯人权的文件。书架里的每份档案都是国家安全部干涉过的一段生活，对生平履历的干涉夺走了人们的自我决定，施加了痛苦，因为他们不愿意服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去其他国家旅行。这些档案，让人可以看到，它们充斥着背叛、监控、逮捕和瓦解的内容，是开启新社会的毒药。

但是，这些堆积如山的纸张是公民在1989年和平革命斗争得来的，是对统一、民主的德国的馈赠。那是些勇敢的人们，从1989年12月起占领了民主德国各市区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地点，最后于1990年1月15日挺进柏林-利希滕贝格的秘密警察总部。从那时起，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的文件就落到了公民手中，在国家安全部开始销毁它们之前，公民委员会和积极分子尽力保存了其中的绝大多分，他们要争取把这些监控本国人民的文件公之于众，使公民们弄清自己的命运。

随着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统一，国家安全部档案机关也开始工作，一次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行动开始了。此前从未有过类似决定，将秘密警察的文件全部提供国民查阅。而该如何着手整理、修复档案，关于这一点，时任特别专员Joachim Gauck领导下为数不多的首批工作人员雷厉风行地进行了试点并确定。随着员工和机关规模的飞速扩大，也同样快速地找到开放档案的途径。

如何才能向那些生活被国家安全部的影响所操控和破坏的人们提供档案资料，而又保护其他同样出现在这些档案里的人的人身权呢？如何才能保障这些档案中记载的国家行为透明公开，同时又保证数据保护和信息自我决定的权利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今都是该机关的工作基础：《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

这部法律堪称典范，它成功地将两大价值结合起来，一方面是人身保护和信息自我决定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国家行动透明度的要求。20多年来，它已经成为接触国家安全部档案的基础，经受住了考验。也因为如此，许多来自世界各地、最近一段时间也有越来越多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在访问了位于国家安全部旧址的档案馆之后，希望更好地了解这一基础。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部档案法》的长期经验确实是典范之作，也为自己的反思努力提供了启示。

档案使用的方式多种多样，首先是服务于生活受到国家安全部活动影响的人，以便他们弄清自己的命运。那些没有按照统一社会党的国家意识形态行事的人往往能在档案中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是如何被国家安全部所操纵的，比如没有获得学习名额是国家有目标的干涉，而非自身能力不足，比如计划好的潜逃不是因为不够小心，而是由于有人背叛而未果，比如工作中始终受歧视是有计划的排斥使然。

这些档案因此也是背叛、监控、机会主义和压制的凭证，它们是人们不畏控制压迫、不愿放弃自由意志、希望按照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记录。它们体现了人们不屈服于恶势力的淫威，保留了道德和良知，展现了正义感。

除了供个人查阅外，这些档案也可供研究人员和媒体使用，以便向公众揭露国家安全部的影响。此外，公共服务部门的员工或者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也可以查阅档案。档案也可以用于澄清养老金事务和恢复名誉的程序。由于国家安全部而职业受阻或者锒铛入狱的人，若要从官方途径了解细节，往往能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找到材料。

那么，社会呢？它能从档案开放中受益吗？反思民主德国的独裁常常引发激烈争辩。而恰恰是在秘密警察档案里只言片语对压制的细节描述中，人们可以细致了解国家安全部是如何运作的。这是避免重复此类独裁的最好前提。

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了解是谁在行事，如何行事，为什么，这是澄清事实的一课。明确责任、偿还欠帐是必要的步骤。只有这样，在独裁统治下承受最多痛苦、饱受牢狱之灾的人才可以在新社会中获得和平，治愈伤口。而这种认识及其明确不仅对那些被迫害的人是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后人也同样重要。因为我们越了解独裁，就越能建构民主。▪

ROLAND JAHN

记者，民权人士。自2011年3月15日起，Roland Jahn担任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国家安全部档案联邦专员。民主德国（1949-199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分裂而成立，是德国统一社会党（SED）领导下的独裁政权，直到1989年秋季的和平革命和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Jahn1953年出生于耶拿，在民主德国曾声讨言论自由的不足。1989年之后，他重点关注统一社会党独裁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