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开放社会而设的舞台

德国老板不会穿印着巨大的公司名号的T恤衫招摇过市，同样，德国剧院老板也不会。不过Shermin Langhoff（谢尔明·朗霍夫）却稍稍与众不同。这位柏林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的女经理工作时骄傲地穿着自家剧院的广告衫。她握起手来像个惹事小青年，欢快的情绪足以感染众人，仿佛她的工作毫无压力，有如度假。不过她当然有理由如此轻松愉快。她担任经理的第一年，柏林五大市立剧院中最小的这家“高尔基”就当选了“年度剧院”。她的剧院高朋满座，几台剧目登上各大艺术节，她本人和她旗下的艺术家们好评如潮。

2013年起步之时，她事事做“错”。Shermin Langhoff 没有为“高尔基”这个德国最早的市立剧院框定一个主题范围，她聘用了许多不知名的、名字怪得没法用德语念的演员，拒绝了所有关于制定成功演出计划的好建议，也浑然不管这个资金紧张的剧院经不起失败的打击。因为Shermin Langhoff 身负的使命已经错过了一个大站，需要迎头赶上。

 “后移民时代剧院”是Langhoff 为高尔基剧院门楣上拟定的新铭文。为实现自己在典型的市郊难民区建立跨文化舞台的想法，她曾在柏林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所后院剧场工作了五年，之后转到菩提树下大街上的柏林文化研究院后院。她曾充满自信地宣称，把一座移民的剧院安放在德国自我认识的中心非常适宜，如今这种说法就要在这自1952年起就用作剧院的前歌唱学院的殿堂建筑中得到证实。

这座“后移民时代剧院”建在洪堡大学和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之间，在这个地方，人们也许会觉得，国际化在现代的德国是不言而喻的事。在德国统一25周年的今天，许多地方的社会生活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当西欧和美国导演频频应邀做客各大市立剧院时，剧团里的演员却罕有来自土耳其、非洲或东欧的。而其实对舞台主题的处理视角会因导演与演员混杂的认同和他们多样的移民故事而有所改变。

 “我们的剧院反映了城市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Langhoff说。在她的世界剧团里，源自哈萨克斯坦、以色列、非洲或德国小城施罗本豪森的生活道路互相交缠，拧结在这个共同项目中。根据选聘员工的规定，“籍贯不在考虑之列”，这一点被视为绝对的核心信号。在这个Langhoff所谓的“冲突地点项目”中，既不为特定族群定制艺术，也不会假装照顾民族敏感性。例如出生在土耳其的切尔克斯人Shermin Langhoff启动了一个关于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系列项目，而这一事件没有被她出生国土耳其的政府定性为种族灭绝；又例如艺术家小组“政治美中心”在柏林墙倒塌纪念日的欢庆中拆下纪念逾墙死难者的蜡烛，重新安置在如今有难民死去的欧盟外部边界：这时，高尔基剧院就成为一所拥有广阔历史视野的、没有民族偏见的、代表无国界人性的剧院。“我们把历史个人化”，Langhoff说，“这对我们很重要。”

这位真诚反抗的专家得到了担任剧院副经理的戏剧顾问Jens Hillje（延斯·希尔耶）的支持。Hillje对德国戏剧界了如指掌，曾在柏林列宁广场剧院（Berliner Schaubühne）的领导班子里呆了10年。对于合作伙伴积极行动的乐观主义，他贡献的是悲观的社会分析。“在每个国家，政治都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这种经验是这所剧院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认识之一”，放眼中东欧和中东地区反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当前的冲突，Hillje如是说。让这对领导拍档走到一起的，是对现代民众戏剧的信念。它指的不是方言剧场或通俗喜剧，而是“一种包罗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市民阶层的戏剧”。Langhoff对此的提法是“城市民众戏剧”。演出计划为这些城市民众提供题材根据时事改编的Ibsen（易卜生）、Hebbel（赫贝尔）或是Kleist（克莱斯特）的经典作品，如关于伊斯兰教徒或同性恋者在小城市的生活的喜剧，关于南斯拉夫内战的剧目，或柏林红灯区问题的快速叙事剧。

这种新的民众戏剧有时候会有些吵吵闹闹、流于简单或带说教腔，虽说许多批评家因此认为Langhoff的这个项目的整体要比其中的单个作品好得多，但观众却觉得遇到了知音，纷纷涌入这个后移民时代剧院。“这些观众想要探个究竟”，Hillje骄傲地断定。Langhoff补充说：“在构成柏林如此纷繁多样的一切中，人们觉得舞台上说的就是他们自己。”

这种纷繁多样的异质性同样也包括这个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层。联邦总理Angela Merkel（安格拉·默克尔）的私邸离剧院不远，她也是剧院的观众，同样还有联邦总统Joachim Gauck（约阿希姆·高克）和外长Frank-Walter Steinmeier（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后者在高尔基剧场还参与了“工作室谈话”。Shermin Langhoff坚定地认为，她在这里日复一日发起的关于德国社会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的讨论会引起广泛的兴趣。但她对于“过度好感”也不无担心。高尔基剧院所探讨的难民和跨文化冲突问题，是没有能力争取到太多的一致赞许的。

 “如果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也就不会存在了”，Hillje严肃地说。但靠左右对立，靠大道理，或是靠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来要求自由公正的社会，这种旧日的尝试并非后移民时代所要效仿的榜样。“所有的启蒙最后都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谁高尚正直，谁恶棍无赖”，Shermin Langhoff说。要把这种批判的信息从剧院散播到社会里，简单一句话所带来的激动，效果也许要好得多。“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做的事简直太重要了，从政治意义上说”，Langhoff在谈话间说。我们只能说：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