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道路的争论”

请各位允许我在以下的十分钟里撇开外长的身份，以私人的身份与您交谈——作为这个国家八千二百万公民中的一员，作为五十亿世界读者中的一员，也作为思考我们的社会正在向何处去的一个人。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地需要使用“数字”这个字眼。我们经常提到“数字时代”和“数字革命”。数字化进程确实早已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每个部分：如何学习和工作、阅读和交流、交友联谊、生活和爱。像所有其他社会变革一样，数字化也向旧秩序提出质疑，强迫我们寻找新秩序。“创造你的革命”不仅是对变革的召唤，也是对动手创造这个新秩序的召唤。

对归属感的渴望

在我看来，挪威皇族能出席这样一个活动并坐在第一排，而且会场的墙上还用巨大的字母写着“创造你的革命”，这本身就是挪威皇家现代风范的体现。尊敬的殿下，其他皇族应当把您们作为榜样。

对于知识、参与决定权、透明性和分享而言，数字化暗藏着巨大的机遇。几周前我在苏丹遇到了一些因为反对巴希尔政权而走上街头的青年人。没有社交媒体的威力，他们的和平革命将在街巷里告终，甚至在囹圄中结束。至少他们肯定不会像现在那样能够走进喀土穆的政府大楼。

但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地有一种预感，觉得恰恰是我们这些西方社会的数字革命之子最后会被它最先吞没？我认为这与各种各样的泡泡有关。泡泡这种东西不仅仅会给股市和楼市带来厄运。这是数字革命的另一面。巨大的变革总是会同时唤起人们对获得肯定和归属感的渴望、对多多少少都会包含一些排斥意味的划界的渴望、对绝对真理的渴望。社交媒体虽有“社交”之名，却增强了这种趋势。其原因在于将复杂的现实缩减为缺乏前因后果的几个简单的句子，也在于那里几乎没有为具有多重含义的表达和生活中的众多侧面留下空间。那些永远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提供最简单和最简短的答案的人就此获益，虽然这些人自己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无法用280个推特字符加以诠释的。

我们都能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趋势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于特岛、克赖斯特彻奇和哈雷的凶手正是在网络同温层的泡泡里完成了极端化。他们也是在那里寻求并获得了自己渴望得到的对漠视人性的肯定，在那里获得了自制武器手册，得以将冷酷的语言转变为冷酷的行为。当我们听说所有这一切时并未感到惊讶，不是吗？仅仅感到震惊已经不够了，因为我们发出的“再也不能发生”的呼吁在每个新惨案发生之后都会变得愈发苍白无力。

文学开启自由空间

右翼分子的恐怖行径——德国正在热议这个问题——当然应该像所有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一样首先受到刑事检察和诉讼机关以及法治国家的最严厉的打击。在这方面，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积极采取行动。但单纯依靠这样的举措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哈雷事件的凶手并不单单是暴徒，同时也是邻居、同事、家庭成员和熟人。因此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每隔几周就会出现新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仇视和煽动行为的受害者，那么我们和这个社会便共同负有责任。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抬起头来，将目光从智能手机的屏幕上移开。我们应当扩展自己的视野，而不是将它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屏幕上。我们需要讨论、反驳、横向思维，也需要争辩。我们需要从强调共识的舒适区里走出来，因为这个舒适区也不过是另一个泡泡。书展是一个非常适合谈论这个话题的地方，因为我相信，在场的作家、出版商和译者在带领我们走出各种泡泡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不仅为审美打开自由的空间，也为我们开辟新的世界和其它的视角。在一个贪图快餐式答案的世界里，文学依靠其慢能量帮助我们克制急于诉诸威权的本能、拒绝过于简单化的答案和自我封闭。最近获得图书奖的萨沙·斯坦尼莎克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人还停留在根据出生地进行排斥时，他指出将家乡缩减为籍贯是多么武断。

曾出色地翻译了许多挪威语著作的Hinrich Schmidt-Henkel（欣里希·施密特—汉高）有过这样的描述：文学有过这样的描述希：文学是“语言艺术家的声音，通过讲述为观察世界开拓一个特定的视角，并使某个立场更加明确”。他的描述用在挪威文学上尤为恰当。这是挪威读物在德国读者中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深植于自己的历史，同时又常常强烈聚焦于某个个体的视角——挪威文学令我们直视周围的人们，包括他们的命运、梦想和忧虑。

允许不同立场的体现

在阅读Tomas Espedals（托马斯·埃斯珀达尔）的《贝尔根人》（贝尔根人）时，读者会担心每天都降临在贝尔根的倾盆大雨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同时还会目睹这个城市的居民，甚至几乎要沉浸到他们的思想之中。阅读迫使我们换位思考。来自挪威的作品更不会轻松地放过我们。我们会体验到在于特岛屠杀中失去了一个孩子的家庭的痛楚，或者被拉入住在奥斯陆典型的移民区里的两个穆斯林青年的生活。我们会如此贴近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开始对我们机会均等和欢迎移民的伟大信条产生怀疑。

阅读还意味着允许与自己不同的立场得到体现，甚至无需将自己是否理解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允许多重含义的存在，允许自己设身处地去感受。也许听上去有些矛盾，但事实的确是：我们靠阅读离开泡泡。所以说，Toni Morrison（托尼·莫里森）的话一语中的：阅读是一个“大胆的反叛行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革命这个论题。如果文学有能力戳破我们的泡泡，那么阅读实际上就是一种革命行为。因此关于是否和如何为文学，也就是为文学创作者和翻译者提供支持的讨论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化政策讨论，而是一项核心性的社会政治工作。

挪威深信文学的力量。挪威人平均每年读书的数量足有15部。挪威对文学出口提供的支持是数一数二的。因此将挪威定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选择。我们应当将挪威作为榜样和鞭策，争取也让更多的德语文学被译为其他文字。Erik Fosnes Hansen（埃里克·弗斯内斯·汉森）在书展开幕前曾指出，“没有译者就没有世界文学”。您说的非常正确。没有翻译就会减少相互理解，因为听懂是理解的首要前提。身为外交部长，我对此深有体会。

文学不仅仅是白纸落黑字，上一次媒体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它的起点离这里只有几公里。当时的美因兹可以被称作“中世纪的硅谷”。1450年，书籍印刷术在那里诞生。是的，我认为可以这样相比。那时候也是四处弥漫着疑惧。人们担心这个新的媒介会被滥用，担心人们会受其操纵，担心知识教唆反叛，担心出现混乱的局面，使权贵失去掌控。许多这样的担心都似曾相识。正如书籍印刷彻底改变了世界，数字化也将给世界带来革新。

毋庸置疑，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人文主义至今为我们的思想打上了印记，或者至少应该打上印记。如果没有书籍印刷，这一切绝不可能会是今天的样子。可以说，书籍印刷对人类进行了新的格式化，也将我们从中世纪弹射到了近代。虽然有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数字化终究像书籍印刷一样潜藏着改善世界的机遇——一个启蒙运动2.0的机遇。社会走向何方并非取决于偶然，而是取决于我们。算法也是人为的。时至今日，一个社会的行为仍然是其所有成员行为的总和。因此，走出泡泡吧！让我们彼此共同而非针对对方就正确的道路进行争辩。让我们接受异议的存在。甚至更进一步：让我们鼓起勇气，鼓励它的存在！提出反对意见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寻求妥协和共识同样不是。

也许这使得一切都变得费力、繁琐和不便。但只有这样才能为不可或缺的相互接触创造空间。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保持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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