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基本法》实际上规定了一切”

韦尔海延女士，您开始为气候保护贡献力量前，是否有一个“开窍”的时刻？

距离那个瞬间已经过去 22 年了。当时，我刚开始攻读法律学位，并阅读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第一份报告。当时，我就想到，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星球进行一场不负责任的实验。 

似乎对您而言，法律是一个合适的学科，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是的，因为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有失公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当时的感觉越来越坚定。法律不仅保护个人的人权和集体权利——它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并不是独自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

自 2015 年以来，您一直代表秘鲁农民萨乌尔·卢西亚诺·利乌亚 (Saúl Luciano Lliuya) 起诉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 RWE。利乌亚住在山下湖边的一个村庄里。由于冰川退缩，大块的冰块和岩石有可能掉入湖中，从而引发潮浪。是什么促使您接手此案？

在成为律师之前，我一直活跃在气候外交领域，为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提供咨询。即使在当时，气候变化主要影响那些本身只排放少量有害气体的人。这就产生了一种历史责任，而今天，我们将其称为“气候正义”。当有机会就某个具体案例与某个具体的人交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您已经亲眼目睹了秘鲁山村的情况。

当然。例如，他们既缺乏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后果影响的手段，也缺乏灾害预防制度。因此，我毫不迟疑地接手了这个案子。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会导致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它会一直持续到今天。 

受到广泛关注的不仅仅是您的诉讼。在 2021 年，您已经实现了推动联邦宪法法院宣布《德国气候保护法》部分内容违宪。判决对您意味着什么？

这一决定对我个人和国际社会都意义重大。它仍然是许多法律讨论的推动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法律层面和国家法院的执行情况并不明朗。例如，我紧接着提出，由于气候保护的宪法意义，高排放项目的举证责任应该倒置。也就是说：想要排放的人必须证明气候目标仍然可以实现。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在一些情况下遭到了否定。

《基本法》本身是否应当改变？

《基本法》已经赋予我们保护气候的任务。同时，立法者也有回旋的余地。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了三权分立，并考虑到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在《基本法》中详细规定。在修改《基本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很谨慎。我们的《基本法》实际上规定了一切。这是一个很好的系统，我们需要谨慎处理。但是，也许《基本法》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它是在一个相对无人的世界里制定的。

那么，终究还是要改变吗？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作为人类，我们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没有限制吗？是否有可能将科学界早已公认的行星边界考虑在内？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到了某个时候，行使人权将不再有任何基础。

在《基本法》颁布 75 周年之际，您是否希望就此进行讨论？

七十五周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场合。我还希望做出进一步提醒，我们还有一部总的欧洲宪法：《欧盟基本权利宪章》。首先，我们应该像拥护《基本法》一样拥护它，其次，我们应该更多地运用它。

在工作中，您必须面对强大的对手——全球性企业和政府。您需要特别的勇气吗？

我不觉得自己特别有勇气。我在德国生活得很安全，从未受到过威胁。这是许多其他国家的同行所没有的特权。 

虽然您可能不需要勇气，但您肯定需要对工作中所遇到挫折的抗挫力。是什么给了您希望？

所有对我的工作感兴趣的年轻人都走上街头，真正希望改变现状，这给了我希望。多亏了他们，我毫不怀疑继续这样做是正确的。退出不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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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达·韦尔海延博士出生于 1972 年，是汉堡的一名律师，也是汉堡宪法法院的名誉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