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确存在，但并非在欧洲”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Filippo Grandi谈移民与避难以及议题讨论的政治化。
与难民问题打交道已有35年的Filippo Grandi在日内瓦对话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
Grandi先生您好，欧洲的难民危机近年来成为被热议的一个话题，在您看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危机？
是的，危机的确存在，但并不是在欧洲。不久前我去了非洲，真正的危机是在那里，而且不仅有一种，而是多种。世界上的那些贫困国家接纳了超过80%的被暴力驱逐的人群。受叙利亚内战的影响，欧洲的难民数量在2015年和2016年急剧增长。叙利亚局势的尖锐化以及周边国家对难民支持度的下降为蛇头的活动打开了一片市场。在数十年里，欧洲虽然曾经具备非常好的避难体系，但是它仅仅是针对为数不多的人而制定的。这一体系崩溃后，欧洲就产生了一种大大超出实际情况的危机之感。
欧洲是否从过往中汲取到了经验？
欧洲仍然未准备好。欧盟没有利用最近难民数量下降这一情况改革“都柏林体系”，欧盟各国没能在难民配额上达成一致，哪怕对在针对地中海获救难民的措施上都是如此。如果再有更多难民到来，将会产生新的危机——不仅是在人们的感知当中，也有可能是在现实中。那些宣扬建造隔离墙或者是封锁边境的政治人物和政党趁乱大捞好处。我相信，他们根本不想要难民危机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一切都保持不确定的状态，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包装成所谓的“欧洲救星”了——而他们压根就不是。
默克尔的举措表明，德国能够在许多人身处困境之时接纳他们并且照顾他们。
您认为德国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
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由于没有封锁难民入境德国的边界而饱受诟病。但我认为默克尔的决策是正确的。默克尔此举表明，德国能够在许多人身处困境之时接纳他们并且照顾他们。大多数难民是叙利亚人，他们想要远离国际社会通过政治渠道无法解决的本国内战。默克尔被欧洲其他国家所孤立，这在德国引发了相反的反应。但是联邦政府至今为止都站在非常理性的立场上。如联邦政府将某些法规严格化，但这些调整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力度并不大。在相关问题上，德国将继续充当引路人的角色，同时也是确保欧洲团结的重要先锋。目前，德国是遥遥领先的、联合国第二大双边捐助国家，德国的支持使我们扩展在非洲和中东的工作成为可能。
德国将化解难民产生的源头作为其在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的一个工作重点。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
任何人在不得不求生或是逃到安全去处的过程中都不应该受到阻挠。大多数的战争难民是来自于临近的战争区域，我确信，如果我们能够稳定这些区域的局势，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为此，我们需要在这些国家做更多的工作，尤其是一些关乎长远的事情：比如教育、充足的食物供应、援助资金支持、提供医疗卫生体系通道等。此外，我们还应当帮助那些接纳了大量难民的国家，比如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在那里产生的效果要远大于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产生的效果。
此话怎讲？
不仅仅在欧洲，在坦桑尼亚、黎巴嫩或在埃塞俄比亚，“难民”都是一个政治议题。上述三个国家在难民问题上都做了很多，但是这些人道主义行为要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我们在看待难民问题时更倾向于用殖民主义的视角：欧洲可以接纳一些难民，但最好是有专业技能的难民，剩下的难民应该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我们觉得这样可以避免更多问题的产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接纳了大量难民的国家自身并没有什么资源，自己本国民众都还饱受困苦。想要让难民在这些国家获得帮助只能是一种想象。
区分难民和移民变得越发困难了吗？
的确是更加复杂了。不幸的是，常常是蛇头决定谁可以逃离，而对于他们而言，谁是难民、谁是移民根本不重要，因此难民和移民通常混在了一起。边境管控的加强恰恰导致了蛇头团伙的猖獗。移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常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如贫困或是想要寻找机会，而难民是为了逃离战火或是迫害。当难民被遣送回国，其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对待难民要有不同的方式，这在避难程序框架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但当人们滥用避难体系时，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滥用的情况就出现在欧洲。在这些情况下，应当有相应的程序，将没有难民保护权利的人以人道主义方式遣返。为此，欧洲国家需要有一个考虑更为周全和统一的移民管理办法。
在做了35年和难民有关的工作以后，难民们的反抗力和他们的尊严仍然让我感动。
2018年12月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当下的局势？
传统意义上，难民危机完全被视为对人道主义的挑战。但是由于冲突变得更为持久，就有许多难民感觉自己必须要一直忍耐下去，您可以看看那些阿富汗人、索马里人和困于内战8年之久的叙利亚人。人道主义援助只能撑过最初几年，接下来援助力度就会减弱，到最后就只剩下充当蛇头优质客源的贫困阶层。《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签订，让世界银行以及私营部门也成为了发展援助活动的行为体。他们应当帮助我们，不是仅仅提供帐篷或药品，还要对教育、当地经济、农业、能源供应或环境进行投资。这是一项非常棒的为难民设身处地着想的计划。但该计划的前景喜忧参半。在费用承担的分配问题上，我非常担心。
您是难民事务高级外交官。您是否觉得压制自己的怒火很困难？
非常困难，因为许多与难民相关的言论并不恰当，同时也很荒谬。难民的数量的确很多，但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想一想这些难民是出于何种恐惧才逃离家乡，那么每个人都会理解这些难民需要我们共同的帮助。就难民问题往往难以进行理性讨论的原因在于，这一问题被政治化了。
您经常同难民进行交流，这当中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比如一位孟加拉国罗兴亚人少数族群中的成员曾对我讲过的那种纯粹的对命运的恐惧和无法想象的恐慌。还有一些故事让我心碎，比如委内瑞拉的一名医生靠当市场营业员来谋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逃离的这场危机是多么规模巨大。在做了35年和难民有关的工作以后，难民们的反抗力和他们的尊严仍然或者说越来越让我感动。事实根本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难民们想利用我们的福利。恰恰相反，大多数难民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也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直到战乱结束重归和平，他们重返故土。
访谈记者：Marc Engel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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