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性且伙伴协作性的援助
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德国如何提供援助,如何应对新的挑战。
自2016年起,Bärbel Kofler成为联邦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专员。我们与她谈德国如何应对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不断变化的挑战。
Kofler女士,人道主义援助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已经50余年。2019年4月,外交部公布了一项新战略,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外交部首个海外人道主义援助战略是于2012年公布的。从那以后,在国际人道主义体系内发生了诸多变化,有了新的发展。2016年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和在会上缔结的“大协定”(Grand Bargain)为国际人道主义体系内的新倡议指出了方向。德国在会上做出了全方位承诺,旨在提高人道主义援助的效果和效率,这些承诺是重要的参照标准。
人道主义危机的数量、时长和复杂度在过去几年内持续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危机被人遗忘。冲突、自然灾害和瘟疫增加了人道主义方面的需求,也要求有新的解决思路。
德国作为人道主义行为体也在继续发展。德国是当前第二大双边人道主义给予国。我们让自己承担这项责任,在未来也将参与构建国际人道主义体系。人道主义援助是德国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点。外交部通过新战略再次明确了应该如何构建德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即通过伙伴关系的理念、承诺人道主义原则。新战略还确定了重点投入的主题。
目前的重点在哪里?
德国把人道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时也参与众多不同主题--当然是在有优先级的情况下。比如保护难民和被驱逐者,他们的数量正在世界范围内增加。联邦政府还将继续致力于贯彻《全球难民契约》,难民领域的人道主义援助将以此为目的。
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也增加了人道主义需求。因此德国这几年来致力于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范式转变:从单纯的应对人道主义危机转变为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将延续并且扩大对人道主义灾难的预防。为此,我们想与人道主义伙伴一起,共同为极端气候以及干旱等消无声息的灾难制定解决方案。
在不稳定区域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我们如今面对的冲突中,我们观察到大面积的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国际法的现象。这极大增加了人道主义援助者接触受难者的障碍,反过来也大大增加了受难者获得援助措施的难度。德国将在未来重点致力于强化人道主义通道的,这是德国作为当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重点议题。
作为富有责任感的给予国,德国还将致力维护“人道主义空间”、保护人道主义援助者,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继续致力于解决被遗忘的危机。
另外,德国还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创新,比如技术发展、新思维理念,以及与科学界、经济界、政界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行为体的联络交流等。在这方面,将当地人道主义行为体及其理念融入我们的工作也很重要。
德国如何在行动地区与当地和国际伙伴合作?
德国以伙伴关系理念开展工作,其中顾及广泛的人道主义行为体,特别是联合国组织、红十字及红新月运动以及德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资助款将尽可能直接转给当地和受援国人道主义援助机构,2018年这一比例已占所有经费的20%左右。
除了向当地和受援国人道主义机构提供资金援助,还有两点对实现 “大协定”提出的本地化要求也很重要:一是通过多年的资助承诺让促进措施具有更好的规划性;二是有效增容,例如通过人员培训和提供继续教育等,以此增强人道主义机构在体系内的作用。特别是在多年的资助承诺和与之相随的可规划性方面,德国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目前它大部分的扶持资金能得到超过12个月的保证,对当地和受援国人道主义机构的增容已是区域项目固定的组成部分。
德国如何实施预防性人道主义援助?
除了紧急和即刻援助外,人道主义灾难预防已经成为外交部人道主义援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灾难预防措施以及在受灾难威胁特别严重的国家或地区改善早期预警系统,在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中心作用。
特别重要的是增强当地人道主义机构的反应能力。我们重点帮助其有针对性地降低风险,改善预警系统,提高防灾效率。
5月中旬,我作为联邦政府人道主义援助专员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有来自170国家4000名代表参加的全球灾难预防平台会议。这个平台建于2006年,是联合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为国际灾难预防和风险管理提供战略咨询、协调以及目标审核的论坛。
访谈记者:Tanja 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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