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生活：汉娜·阿伦特与逃离罪恶

1961 年，汉娜·阿伦特作为记者从纽约前往耶路撒冷，记录对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在贝特哈姆 (Beit Ha'am)，一个由舞台和观众席改建而成的法庭，她看着那个戴着眼镜、身着西装的微胖男子沉默地走进防弹玻璃后的检控席。艾希曼曾是党卫军的一名突击队长，是大屠杀的核心人物之一，对欧洲六百万人的被害负有共同责任，对他的审判传遍了全世界。她在写给她以前的老师和博士生导师卡尔·亚斯贝尔思 (Karl Jaspers) 的信中写道：“如果不去那里，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失落阴影下的童年 

汉娜·阿伦特，190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和业余学者，图书馆里藏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她的母亲曾在巴黎学习法语和音乐。在父亲病重后，她全家搬回了柯尼斯堡，也就是他父母的家乡，在当时的东普鲁士。1916 年，她的父亲去世。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自传中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她经常感到被遗弃，包括被她的母亲遗弃，她的母亲长途跋涉奔丧，把汉娜留给了她的祖父母。但同时，这位母亲也教会了女儿如何保护自己：如果有人在课堂上发表反犹言论，汉娜就应该起身离开教室，并回家说明一切。1924 年，汉娜·阿伦特开始学习哲学。“从 14 岁起，我就有很清晰的哲学思维。”她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讲述道：“这是一种理解的需要。”她称之为“没有阻拦的思考”。她先在马尔堡投师于马丁·海德格尔门下，后转去海德堡，师从卡尔·亚斯贝尔思。

1933 年的冲击和流亡之路 

1933 年 2 月 27 日晚，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一个月后，柏林国会大厦燃起了熊熊大火——纳粹党利用了这次纵火袭击。随着《国会纵火法令》的颁布，它剥夺了基本权利，为独裁铺平了道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发指。那对我而言，是直面而来的冲击，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的肩上多了责任。”汉娜·阿伦特回忆说。 

1933 年夏天，她本人因政治迫害，在柏林被盖世太保逮捕。然而，由于在审讯期间结识了一名党卫军军官，她逃过了牢狱之灾。之后，她与母亲一起越过绿色边界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又逃到了巴黎。 

流亡生活与反极权主义的斗争

在巴黎流亡期间，阿伦特举办了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讲座，并为一个帮助年轻的犹太人逃往巴勒斯坦的组织工作。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也变得不安全了。1941 年，阿伦特再次出逃——这次是逃往美国。“得救了”，她给已经住在纽约的前夫君特·安德斯发电报说。汉娜·阿伦特与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以及她的母亲一起，在曼哈顿的一个小公寓里安顿了下来，开始了评论员和编辑的职业生涯。她于 1951 年出版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展示了国家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使她闻名于世。

对艾希曼的审判与平庸之恶 

1961 年，当汉娜·阿伦特为《纽约客》杂志执行任务前往耶路撒冷时，她原本预计会在审判室里遇到一个恶魔。但她对大屠杀主要组织者的看法却与预想的不同，她写道：“关于艾希曼这个人，令人不安的是，他和许多人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既不变态，也没有虐待嗜好，而是可怕且令人恐惧的正常人。”1964 年，她将对“平庸之恶”的分析集结成书出版，并因此受到了批判：一些人指责她轻视大屠杀。但阿伦特想说明的是，“恶”往往不是极端恶意的结果，而是无法独立思考的结果。 

1975 年 12 月 4 日，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去世。但她的精神永存：她呼吁每个人都应该监督法律，捍卫人类尊严和民主。今天，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汉娜-阿伦特-倡议为世界各地处境危险的记者开展重要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个公民社会组织网络由联邦外交部资助。